2018/7/30 11:37:00
商丘翻譯公司簡析詩歌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
商丘翻譯公司簡析詩歌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
海岸觀點：
1.從語言符號的不確定性否定“翻譯的絕對性”
2.從語言哲學的相對真理肯定“翻譯的可能性”
3.從語言文化角度斷定“譯詩必有所失”
4.有所失必有所得，“可譯”與“不可譯”實謂缺一不可的整體
在“巴別”通天塔停建后的世界里，語言的“同一性”抑或已被上帝打破，翻譯成了人類交流和文化傳播不可或缺的工具。千百年來形成的譯學傳統(tǒng)圍繞著翻譯的核心——理解與表達而展開，人們正是過于看重翻譯的絕對“對等”，強調(diào)譯文與原文的完美統(tǒng)一，故爾在可譯與不可譯之間展開無休止的爭論。而重建“翻譯”這一“通天塔”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，即語言與文化系統(tǒng)之中存在某種共同的東西，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基本上是同構(gòu)的，但那更多的是一種理想的假設。因為語言作為一種交流的工具都是人為創(chuàng)造的，并且處于不斷流變之中。語言本身并沒有確定的含義，語言具有的所謂含義都是人為賦予的；更何況這種賦予是任意的，例如，西方表音文字的語音與語義之間結(jié)合的任意性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
如果說語言的不確定性是人類憑借翻譯進行溝通的第一道屏障，那么語言作為文化代碼的符號系統(tǒng)則是阻礙人類完全溝通與理解的最大障礙，因而從根本上否定了翻譯的絕對性。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符號系統(tǒng)只能在所指層面達到一定的共享，建立在絕對理解上的翻譯只能是一種難以企及1967 的夢想。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早在上個世紀就發(fā)出這樣的感嘆：“詩者，譯之所失也”。他的這一論斷揭示詩歌翻譯的一個重要命題——必然會丟失掉一些東西。
至此，跨文化絕對意義上的翻譯似乎被“解構(gòu)”得讓人絕望，然而生活中總是存在著這樣的悖論——越是不可能的事情似乎越具有必要性。人類重建“通天塔”的愿望就從來不曾放棄，翻譯也已成為事關人類生存的偉大事業(yè)。對于一個譯者而言，那首不可譯的詩卻能產(chǎn)生最好的詩。從某個角度而言，詩歌的翻譯又是幸運的，詩歌語言的多元性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既給翻譯設置了障礙，也給譯者重建一首詩提供了廣闊的再創(chuàng)造空間。雖然完美的譯詩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，但那種不可譯的阻力反而激勵著譯者進入自由想象的境界，從某種意義上構(gòu)成了與現(xiàn)實文化差異的一種較量，盡管這種較量常常使譯者陷入了進退維谷的苦悶、無奈與絕望中。
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，承認真理存在的相對性，甚至承認無限接近而永不可得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美，那么，詩歌翻譯何以不能成為一種絕望背景下的“西西弗斯”式的悲壯而勇敢的努力？至此，一種迫切的追問在我心頭涌動——詩歌翻譯在多大意義上可能？也許歷經(jīng)語言學轉(zhuǎn)向、文化轉(zhuǎn)向的當代譯學理論，能為詩歌翻譯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。譯事在此已被看作是一種作者、譯者、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，譯者、讀者不再被忽視，而是與作者平分秋色。換言之，翻譯已不再維持或再現(xiàn)原文的意圖，而要從“源語中心”朝“譯語中心”轉(zhuǎn)向。翻譯的過程是譯者力求在語言維度、文化維度的轉(zhuǎn)換上與源語保持高度的關聯(lián)，同時順應譯語的文化語境，對原作者意圖進行操縱性的重構(gòu)，即采用靈活多樣的翻譯策略，不斷做出優(yōu)化的譯文選擇，讓譯文讀者輕松地獲得作者試圖197傳達的語境效果，使譯語獲得與源語高度一致的文化效果。
此時此刻，讓我們回到弗羅斯特的那句名言，詩歌翻譯到底“丟失”了什么，在丟失的背后又得到了什么？也許，我們真的可以換個角度看問題，有所失必有所得。我們不應將“丟失”看作是詩歌翻譯的一種缺陷，一種遺憾，而要將其看作是詩歌翻譯的一種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向度。我們應該認可并在一定意義上鼓勵詩歌翻譯過程中“有所得”的再創(chuàng)造。龐德的“譯作乃是新作”的翻譯實踐就是一大明證。今天，在譯學文化學派眼里，譯文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原文，影響譯語文化的詩學傳統(tǒng)和多元文學體系。該學派代表人物蘇珊·巴斯奈特顛覆了“原作是至高無上而神圣”的傳統(tǒng)譯論，尤為看重翻譯的文化意義。
譯事難，譯詩更難！詩歌翻譯的“可譯與不可譯”實謂缺一不可的整體。如果說弗羅斯特的“詩者，譯之所失也”斷定詩歌的不可譯；那么蘇珊·巴斯奈特的“詩者，譯之非所失也；詩者，恰為譯之所得也”則為詩歌的可譯性做出完美的注解。它們從各自相反的方向時時提醒我們在從事詩歌翻譯這項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”的事業(yè)中，需額外增加一分謹小慎微的細心與耐心；力求在可譯與不可譯之間尋求一種平衡，應是譯者一生面臨的最大挑戰(zhàn)和努力的方向。